华能晋江户用光伏项目开工

结果，经济人或没有投资激励，或做扭曲性投资，甚至贿赂政府官员以换取税收优惠。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分析的学说，如果对于中国长时段历史的解释是有问题的，那么在近代中国社会变动的格局中，却有其巨大的合理之处，——这一点对于理解中国的现代革命极其重要，这正是二十年代的大革命之所以席卷中国城乡的原因。吾同人同学几乎不能在社会立足，几乎无颜见人矣。

分歧的焦点正在于阶级问题上。人们所认识的共识是通过下列事实所证明的，在建立民族国家的过程中西方的政党体系并没有发挥作用，只是在合法性危机的问题解决之后——也就是在宪政统治被接受之后——才运作起来，这也许不是偶然的。他认为晚清以来，中国的宪政运动一直无法成功，就在于一种政治制度并不是寄托在宪法条文上，而是寄托在政治习惯上，西方政制在中国社会是无根之物，所以无法成功。在此内忧外患之下，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的实践彻底破产，他所设计的抵御现代性负面力量的基础都被它的对立面所吸收。在他看来，中国目前的政党结构应该有两重，个别团体为第一重，团体与团体的联合为第二重。

在梁漱溟看来，抗战爆发，这一外来的力量使得中国长久以来的统一问题之解决成为可能，这全为暴敌所赐，其势不可久恃。然而不幸的很，今年我们在许多水灾（两广成都各处），旱灾（山西河北等处）和兵灾之外，又将有一次这重大的选灾的到来。于是明知其为灾为祸，亦只有将就忍受，或且还妄想从灾祸中受到符咒之效（实现宪政）。

但是，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的理论及其建筑于上的宪政思想，却开辟了一个帮助我们理解中国的历史、革命和现实的新视野，那就是自下而上的乡村建设才是宪政的前提，宪政是人民的运动，中国只有克服城乡分裂、重建乡村社会主体才能抵达宪政的根本。梁漱溟是用社会本位的立场来衡量一切政治问题，在他看来社会大于民族国家，大于阶级，也大于政党。多元主义成长于战争和宗教迫害，其实质是宽容原则，是世俗化培养了多元主义。事前乡农学校固未料到，而曾以乡民以‘绝不带走为担保式之声明者，至此毫无办法，自己落于欺骗民众地位。

这确实是个古所未有，比什么都重大的灾祸。此联合体所有者为政权，而政府所有者为治权。

但是，正是因为他拒绝承认中国社会阶级分化的历史意义，使得他的乡村建设运动并不能有效地完成对农民主体性的再建构过程，他的乡村运动中的农民始终是被动与消极的，这也是为什么1949年之后，他在毛泽东的建议下去观察新中国的土改时，对农民的积极参与印象极为深刻。大家好像说，‘选举怎能不办？要行宪政既成了天经地义，宪政则必从选举作起。梁漱溟在政协大会上竭力主张所有现役军人脱离党派，邵力子反驳说：这实际上做不到。政党多元主义来自多元主义首先扎根的国家，来自新教而不是反对宗教改革的国家。

地主的无情，尤其是进入城市以后，破坏了他们和佃户关系中曾经有过的相互信任和道德权威。而社会改造的最核心就是对乡村和农民的改造，以文化改造，完成民族自救。我同学之死于此者竟有数人之多，曷胜痛吊。因此，他总结其乡村建设的失败，认为唯有迅速建立吾侪之团体组织，但是此团体组织，并非通常之政党，而是中国特有的政治团体，政党必争政权，吾侪不争政权，便非通常之政党。

三民主义，外求民族解放，内求民权与民生，内部的问题也是由外部问题所引发出来的。所谓宪政是自由权之保障和参政权之取得，应该是来自人民的运动。

个别团体的存在，是为了代表不同的利益和声音，而其联合才能协力救国建国。政党是使人们能够利用国家的全部力量和权威实施他们公共计划的恰当手段，在这个意义上，它们区分于宗派。

但是他失败了，而共产党却成功了。最早对政党作出定义的两位经典思想家是休谟和伯克，都出自英国。基本原则上的冲突不是民主的基础，也不是任何政体的基础，真正的冲突的唯一结果是内战和分裂。因此，梁漱溟强调说，这一联合的团体，与其他国家的宪政体制，即联合内阁混合内阁或举国一致内阁全非一事，若以孙中山先生学说解释之，则此联合体所有者为权，而政府所有者为能。这是中国宪政之路不同于西方的地方。萨托利强调，多元主义作为自由民主的基础，其基础并不是共识或者冲突，而是分歧。

此非谓政令所在，不敢违抗。中国的社会主体是乡村，乡村建设就是要从中国培养出新的政治习惯，努力使得新的政治制度自下而上产生，只有这样才能创建出有力量的社会主体和政治。

正是在统一抗战的历史需求下，他开始把自己的社会本位思想推向了对中国党派和宪政问题的思考和实践中。社会内部的统一，不能用阶级的方式，而必须用联合的方式。

他叹息于水灾、旱灾、风灾、虫灾，……任何一种灾，亦没有这‘选灾普遍而深入。1939年，他发起统一建国同志会，把各小党派联合起来，并一再声明，这不是一个政党，只是为了应对国共冲突而引起的紧急情况而建的特殊组织，目的是推动国共两党的合作和全国的团结。

他在《光明报》社论中强调说，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不是一个政党，而是许多党派的联合，是一联合体，所以不要看作国内两大政党之外，政治上又增多一竞争的单位。托克维尔观察美国第一批现代政党的出现时，总的评价为：政党是自由政府生来就有的恶。他们把全部历史说作是阶级斗争史，那恰是为西洋人而说。吾侪尝自誓永远守定在野营垒，其义在此。

此社会组织，并非当时的政党和宪政所能够解决的，在内战的前提下，不可能建立所谓宪政。今天的多样性的民主概念，在十八世纪的民主之父看来并不具有根本性，他们的民主概念恰恰是统一和一致，因为他们参照的是古代的民主，斯巴达和罗马的民主，而不是自由民主。

政协失败，国共两党和谈失败，正是作为宪政的社会前提的失败。《剑桥中国晚清史》在最后一章社会变化的潮流中检讨了近代社会的这一变化，作者认为晚清中国社会的变化，尤其体现在土地关系以及地主与佃农关系的恶化上。

不过团体内组织得更好，对外斗争起来，其力更大。但其实，我们把他的乡村建设理论与其宪政思想放在一起，就可以看出其整体性的逻辑。

梁漱溟批判国民党建设而不革命，共产党革命而不建设，而现在时势的需要是革命的建设。局限在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二元框架下来谈中国的民主宪政问题，是把中国的问题收缩为城市和中产阶级的问题，这恰恰是城乡断裂的表征和后果。宗派在分裂一个民族时用凶险的党派意识取代了自由。在这个意义上，梁漱溟对中国社会非阶级性的判断，在中国社会进入近代之后，恰恰是值得争议和辨析的。

北伐之后的内战和政府的贪污腐败，国民党缺乏政治方向，丧失了革命性。于是从其悯恻之怀，发为讽刺之言。

梁漱溟的立场和观点显然在很大程度上不同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或者更准确地说，他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者。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因此放弃自己的乡村建设理论，而是相反。

只有自愿的、非排他的团体，以及其交叉分野的关系，才是多元主义。欧化不必良，欧人不必法，这才是民族的觉醒和自觉。